Shirley的魚是說院

 我的社交障礙是移民到了美國後發生的。

15歲前我沒有任何交朋友的問題，15歲搬到美國後才驚覺，在美國「交朋友」的方式和台灣完全是南轅北轍。

我覺得這是東西方文化在教育上的差異，大概是比「美國牛排好大」更加震撼的文化衝擊。

在我那個年代，也就是80、90年代，基本上一般的小孩見到大人，例如鄰居或是父母的朋友甚至比較少見的親戚，都習慣性乖巧的叫人後就站在一旁，大人問一句答一句。而大人們在聊天談話時，小孩子坐在一旁聽也不會主動開口參與，即使小孩開口說話，一般的情況應該大概是得到「大人講話小孩不要插嘴」諸如此類的回應。

所以當年的台灣小孩在某個年紀前，對於社交是很木訥的。

而在美國，小孩們在很小的年齡就很習慣參與社交，他們被教導要主動問好、主動關心對方，在路上和陌生人對視要打招呼，在大人們談天的時候也可以參與表達自己的意見。

好的一方面是他們習慣性的積極表達自己。

但是同樣的他們也很習慣性的做出客套互動。

當他們說「你好嗎」，大概95%都不是真的想知道妳好嗎，這只是一個禮貌性的寒暄。

於是1995年在東方人沒幾個的美國鄉下，英文不會兩句半的我面對15歲就畫著全妝、頭髮吹的絲絲動人、笑容燦爛的西方同學問候我「你好嗎？哇～你的上衣太可愛了，我喜歡」時，我腦袋裡真的是一團混亂。

我很認真的回答了。因為我覺得理應如此。可是其實他們只是在客套。正確的回應方式就該是課本上的英文例句「你好嗎？我很好、你呢？」然後揮手道別。

必須要等到你和這個人變成朋友了之後，再去認真的回答問題，因為要等到那時候，對方才會真正的關心「你好嗎」。

我從來沒有學過社交應對，到美國前和到美國後，大家都告訴我，學好英文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沒有人告訴我什麼是文化差異，而其實那個年代，普通人也不會想到或是知道什麼是文化差異。

我整整四年無法交到朋友，因為我不管是面對誰都一蓋的認真回應，這讓我變成了怪人，慢慢的我很害怕和人對話，我不知道對方是在客套還是真的想得到答案。越怕就越退縮，於是最後我在學校不再說話，導致高中的時候甚至有人以為我是啞巴。

一直到大學後認識了有同樣背景的朋友，我才開始交朋友。在這些長期相處的朋友前，我不必費心猜測，他們問、就一定是發自內心的關懷。那讓我感到很自在很輕鬆。

我可以說一直到上大學才學會怎麼去表達自己。才理解即使意見不同想法不同，也依舊可以對話。沒有人必須事事都要順著對方的話去回應。

那個和朋友即使立場不同也能互相聆聽討論的時光是我在大學得到最寶貴的東西。說出「我不同意」後闡述自己的想法、互相交流激發腦袋的對話是最暢快淋漓的享受。沒有人吵架，只有對話。

不過我並沒有學會怎麼更熟練的去面對社交這個課題。我還是一個有社交障礙的人，雖然我已經學會在超市對著收納微笑問候「你好嗎」，但是因為長期對外人的謹慎和猜測，我變得對我認為沒必要的客套非常不耐。

沒必要我就不想去做。我有我更想花時間去知道好不好的人。

這樣的態度是很糟糕的，我不但不懂社交、甚至拒絕去學。所以我可以在出社會15年完全沒有交到任何一個新朋友，只有「認識很久的同事」。

就算是現在，如果有人用真誠的態度來問我「你好嗎」，我依舊會非常認真的回答，張大頭常常要在旁邊把我拉回來，快速的幫我結束原本只是一場寒暄的對話。他常常不解的問我，為什麼要說那麼多。我說，對方敢問我就敢答。

其實我是非常喜歡對話的人，如果在超市（是有多愛去超市）有老太太要來告訴我她吃了手上拿的那盒罐頭肉醬的感想，我是很願意並且愉快的去聆聽。

我只是不喜歡沒有意義的客套和空洞的打哈哈。